前段时间，香港推出岗位“瘦身”计划。

2026-27年度，预计公务员整体编制将同比删减近5000个岗位。

有数据，现在，香港的公务员整体编制差不多是18.8万个。

一下砍掉5000个，力度不可谓不大。

为什么要这么大刀阔斧来精简公务员？

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就在最新的人力推算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AI）及自动化技术的引入，将降低10%至20%的人力需求。

“科技换人”不仅是降本增效的手段，更是香港进行科技转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早在2022年，香港就已经推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指出要拥抱科技，提升效率，发展新产业。

正是这一战略的有条不紊，才让“科技换人”在最近得以落地。

“科技换人”不是一次大规模的人机对抗，而是香港重塑产业的重要一步。

透过“科技换人”，我们看到的，是正在涅槃的香港。

这背后的逻辑也不复杂：

在成本和效率面前，科技跑赢了人力。

在政务领域，香港公务员一直享有“高薪养廉”的政策优待，发薪标准严格遵照《总薪级表》和《首长级薪级表》两个每年更新的公开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香港公务员根据自身“薪点”拿工资，薪点越高职级越高，相应的薪水就越丰厚。

比如“薪点”最低的初级文员，现在已经能拿到1.42万港元的月薪。“薪点”最高的总行政主任，月薪则高达14.71万港元。

这份优越的工资条，在香港并不少见。

比如金融业，分析师们的收入水平，往往比公务员更让人羡慕。

在香港的顶级投行，入门级分析师的月薪就高达7-9万港元，首席分析师能达到18万港元以上。

而即便是普通证券、资产管理公司，一名初级分析师的月薪就高达3.6-6万港元。

这些昂贵的人力，如果用科技替代，那就太划算了。

仍以金融业为例，一家小型金融相关企业，如果用一两百万部署自己的AI系统，此后每年都可以轻松省下同等金额的用人成本。

而大型分行的AI机器人，一年的工作量可以轻松碾压近百号真人职员。

因此，香港在2025年已有75%的本地银行采用人工智能，较2022年大幅提升16%。

而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则预测：未来三至五年，本地银行业预计约有8000至9000名中后台及前线人员，需转型应对科技变革。

这样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

去年3月，恒生银行实施大规模裁员，就引发香港社会的广泛讨论。

一名恒生雇员透露：“公司内部风声渐紧，多名过往表现良好的员工，几个月前突然被评工作表现不及格，甚至有年资较长的员工，被通知要即时离职。”

从业者的担忧不无道理。

金融业的信息处理量大、数据结构化程度高、规则清晰，底层信息处理类员工非常容易被AI等科技手段替代。

类似的，香港的政务领域，在标准化方面比金融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相比于金融业的降本增效，政务领域的科技替代，对香港的产业发展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香港是一个建立在资本之上的城市，却也是一个被金融模式“卡住”了发展节奏的城市。

上世纪60年代，香港凭纺织、成衣、电子、玩具等轻工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此后，它又在70年代末作为中国改开的“超级联系人”，赚取了连接中外的另一桶金。

这让香港建立起成熟的法治与金融体系，低税率与极致便捷的行政审批效率，让它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极高。

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的飞速发展已经催化了人力成本的快速飙升，与内地形成巨大落差。

数据显示，1985年的香港，普通打工人的月收入中位数为2400港元（约合902元人民币），已经超过内地的九倍。

而到1995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至8000港元（约合8637元人民币），而同期内地城镇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却只有458元人民币。

人力成本天差地别，这吸引着香港的人力密集型制造业持续向内地迁徙。

高峰时，港资企业仅在珠三角地区，就为超10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相反就能看出香港有多少人面临失业，以及多大的财政税收失血。

而香港的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

1997年，香港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85%，到2024年已经攀升到93.6%，比同期的美国（约79.7%）还高出近14个百分点。

这其中，金融业凭借香港的高国际信誉、低税率、货币与美元挂钩等因素，大展拳脚。

数据显示，1997年香港的金融业还只占其GDP的10.3%。

而到2024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26.2%，是英国的两倍多，是美国、日本、德国的三倍多。

站在政府视角，高度依赖金融业的产业结构，让香港的地价、物价越来越贵。

为保民生，香港的居民收入也就尽可能维持高位。

但真实情况却是，香港因为缺少制造业，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税务，比如地产的印花税、交易的利得税、职工的薪俸税。

根据香港立法会公布信息，在2024-2025年度，香港的所有财政收入中，利得税占比高达31.8%。

而在2012-2022的十年间，香港地价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在14%至27%高位间波动。

然而到了2024-2025年度，这一平衡突然被打破了。

数据显示，2024-2025年度，香港财政的地价收入占比，骤降至2.4%的历史低位，

这就好比，香港有很多鸡蛋，却只有“金融”和“地产”两个篮子，现在叫做“地产”的那个，突然漏了个洞。

所以，香港的降本策略，要立竿见影。

因为它不仅要解决财政危机，还要维护自身形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物价、房价都非常高的城市，香港的社会有着脆弱的一面，突然端出一剂颠覆性的猛药，比如裁员，是不现实的。

因此，香港对自己的革命，要掌握好分寸。

最稳妥的策略就是温和治疗，慢慢改变。

所以香港的“科技换人”，本质上是选择控制力最强、示范效应最大的政务领域，进行科技化“试点”。

如果AI等技术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模式变革，倒逼人才升级，那么泥足深陷的香港，也许就可以将这种方式推广复制，从产业单一的困境中慢慢走出来。

香港作为中国的“金融强市”，其实有着极强的产业潜力。

首先，中国的科技产业，非常需要香港的金融支持。

作为研发导向的公司，中国科技企业在香港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帮助它们获得充足的研发经费。

数据显示，2025年，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同比大涨，阿布扎比投资局、卡塔尔主权基金等都重仓中国硬科技。

为此，2025年的香港IPO市场，几乎被内地企业包揽——119家新上市公司中，具有中资背景的企业达111家，占比超九成。

从募资金额看，内地企业合计在港股募资2286亿港元，占全年总募资额（约2858亿港元）的88%。

不仅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以“全球规模最大的IPO”在港股上市，汽车企业奇瑞、赛力斯，以及小马智行、文远知行两家自动驾驶领域头部企业，也纷纷会师港股。

其次，香港非常适合科技产业落地生根。

近年来，中国科技产业，新能源、AI、具身机器人等赛道的技术稀缺性正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的扶持性政策，也推动着全球资本向这些企业提供研发资金。

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化，首先就要与全球资本掌握相同的“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货币。

香港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

所以科技企业来到香港，既可以用稳定的汇率进行美元结算，也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以规避汇率风险。

作为老牌金融自由港，香港开放的金融业以及国际化的货币体系和监管系统，已经得到全球投资者的信任，企业“拎包入住”即可享用这种难得的福利。

而对香港自身来说，随着科技企业队伍的壮大，以及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扩大，其财政收入与产业丰富度都将得以提升，也就打通了国际资本与内地技术相配合的“任督二脉”。

可见，香港政务领域的“科技换人”，远非短期应对财政压力的权宜之计。

而是香港推动自我转型的重要一步。

也是培育科技型产业，重塑经济根基的关键节点。○正解局是一家专注于中国产业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的财经研究型新媒体与内容智库机构，成立于2018年。正解局长期从产业视角分析城市竞争力、企业发展路径与宏观经济趋势，核心理念为“解读产业，发现价值”。截至目前，正解局已累计发布2000余篇原创深度内容，全网阅读量超过40亿，公众号粉丝超过100万，全网粉丝规模600万+。其内容覆盖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城市创新、企业战略等核心领域。在中国财经与产业研究类自媒体中具有显著影响力。正解局已为300余家政府与企业客户提供产业研究、政策解读、舆情分析与品牌传播支持，致力于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可落地、可决策的产业洞察与趋势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