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530 - 孙立人和远征军

作者：孤寂寒光 / 编辑：冷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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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国民政府首次派出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此举一方面是出于国际观瞻，试图以战场表现争取更多援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住滇缅通道这一关键国际补给线。

为此，蒋介石投入了当时最精锐的力量——装备苏械的第五军，以及以税警总团一部为核心扩编的第六十六军作为主力参战。另有第六军随行出征。整体兵力与建制在纸面上并不弱，但由于多重因素叠加，这次作战最终以远征军被迫撤往印度收场。

此后，杜聿明与孙立人在舆论中的评价逐渐分化，尤其是孙立人“全师归建”的结果，被不少人视为其指挥能力出众的证明。但如果回到当时具体战局，这一结论未必站得住脚。

要理解孙立人为何在战后成为争议焦点，首先需要梳理远征军是如何一步步被逼入绝境的。

此次入缅作战，远征军共投入三个军：第五军、第六十六军为主力，第六军为辅助。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第六军并非北伐时期的那支老部队，而是以蒋介石早年第一军部分老兵为基础扩编而来。其中主力为第93师，该师确实保留了较多老兵骨干。

但整体而言，这支部队战斗力并不突出。军长甘丽初，在后期西南战事中表现平平，其部93师残部退入金三角后虽在地方武装中颇具声势，但这种经验并不等同于正规战争能力。事实上，第六军战斗力偏弱，成为此次战役体系中的一大短板。

远征军入缅后，形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指挥体系：中方蒋介石、美方史迪威、英方亚历山大组成联合指挥结构，名义上蒋介石为最高统帅。但在实际运作中，蒋介石对英美两方存在明显依赖，决策空间受到制约。

英国方面，丘吉尔早已定下战略基调，即利用中美力量掩护英军向印度方向撤退；美方史迪威则更倾向于通过缅甸战役积累战功、提升个人政治资本。在这种背景下，史迪威推动实施了以收复仰光为目标的曼德勒会战计划。

该计划部署为：英军居右翼，第五军与第六十六军为中路主攻，第六军为左翼，意图以约25万兵力对抗日军约10万兵力，形成数量优势。然而，从实际条件看，这一方案成功可能性极低。

英军身处右翼，随时可向印度撤退，作战意志有限；远征军方面，由于入缅时机已失，英军港口物资被毁，原定援助无法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装备最好的第五军，也难以在3:1兵力比下取得决定性胜利，更不用说战斗力较弱的第六军与第六十六军。

因此，这一战役的现实目标本应是稳守，而非主动反攻。

日军方面对国军作战方式极为熟悉，在制定计划时针对性极强。根据3月15日日本大本营命令，第55、18师团正面牵制英军与中路国军，第56师团则执行关键迂回任务：自侧翼突破第六军防线，占领腊戍，切断远征军退路，并进一步向密支那推进，形成战略包围。

这一构想恰好与曼德勒会战中中路前出的部署形成“对冲”，远征军推进越深，侧翼暴露越严重，而承担这一侧翼防御任务的，正是战斗力不足的第六军。

战局发展基本沿着日军预设展开。英军持续后撤，远征军为掩护其行动，在同古、仁安羌与日军爆发激战。虽然局部战斗中表现出较强战斗意志，但从整体看，这两场战斗反而使远征军主力被牢牢牵制。

与此同时，左翼第六军原本判断压力不大，却在4月15日正面遭遇日军第56师团主力攻击。其前沿55师迅速溃退，导致防线崩溃，退路被切断。

这一阶段第六军部署问题尤为突出。其主力93师未置于第一线，而将新组建的55师推至前沿；同时未形成纵深梯次防御，一旦前线失守，整体防御体系即告瓦解。此外，该部长期驻扎广西，缺乏实战经验，也影响了临战表现。

随后，甘丽初试图在东枝一线组织防御。东枝是远征军左翼关键节点，一旦失守，中路即暴露于日军侧击之下。杜聿明迅速调动第五军200师驰援，并于4月25日收复东枝、重建防御。

然而此时史迪威出于中路兵力不足考虑，要求200师回撤。结果200师一撤，东枝再度失守，日军顺势推进，占领腊戍，并向密支那实施合围。第56师团一部甚至突入滇西，逼近怒江。

至此，远征军整体已陷入包围。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与史迪威率部步行撤往印度；第六军沿原路退回云南；第六十六军部分部队因位置较后，也顺势撤回。最终被困的，仅剩第五军与新编第38师。

接下来的行动，便是著名的第五军翻越野人山与孙立人部撤向印缅边境。当前舆论多认为孙立人“当机立断”撤往印度体现指挥果断，而杜聿明则受制于蒋介石命令陷入困境。

但从当时部署看，这一判断并不严谨。第五军作为主攻力量，本就在中路承担进攻任务；新38师则配置于右翼，任务是配合英军进行侧翼掩护。六十六军之所以被调入，正是因为中方已判断英军右翼不稳。

当英军向印度撤退时，新38师距离印帕尔已非常接近。从地理位置看，其撤退路径本就更为顺畅。此外，所谓“因与英美关系良好而果断撤退”的说法也不准确。

孙立人最初并未直接进入印度，而是在印缅边境区域徘徊观望，直至5月31日接到允许撤往英帕尔的明确命令后，才正式进入印度。这一阶段，其部队事实上脱离主战区，与主力协同中断。

根据5月7日蒋介石给杜聿明的指示，全军应尽快打通通往密支那的通道回国，新38师也被编入其指挥体系。杜聿明随即命令距离最近的96师前出侦察，确认密支那守军较弱，有可能集中兵力突围。

但在随后整合部队时，杜聿明发现，新38师这一原本作为预备队、建制最完整的部队已不在控制之中，而新22师仍在曼德勒以南，200师尚在回撤途中。在兵力无法集中情况下，只能放弃突围计划，下令各部自行突围。

从结果看，孙立人之所以能够顺利脱离战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军主力正集中力量围歼第五军200师，无暇顾及右翼。这种“战场空隙”提供了撤离条件，而非单纯指挥判断所致。也正因为在关键阶段脱离主战区，新38师与第五军之间矛盾逐渐加深。

这种矛盾延续到后续战场。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上，杜聿明所属黄埔系与孙立人之间关系紧张，彼此掣肘，最终影响整体作战效能，并成为新一军后续被分拆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